生命的解藥 --- 蔣秀珠藥劑師

被訪者:  蔣秀珠藥劑師
撰文:     陳秀清

公立醫院與漫長等候，總是永遠畫上等號。

候診時間長早成常規。輪候取藥時間亦動輒個多兩小時，數年前更曾有長達3小時的「輝煌」往績。拖著病軀，要享用價廉的公營醫療，彷佛就要用無限耐性等價交換。

「0 waiting time」理想未能圓，可幸在科技「橫行」的今天，遺憾，至少仍能以科技彌補。提示取藥的手機App、門診輪候電子化，起碼已解脫病人現場呆等的困局。

過去30多年以電腦技術解救公營醫療藥劑部門危機的前醫管局總藥劑師辦事處高級藥劑師蔣秀珠早就見證電子科技的好處。由80年代自行以電腦建立電子藥物名冊，及後引入電腦系統管理藥物進出倉存、啟用自動化配藥機等，再與團隊共同研發專屬電腦系統，在公立醫院廣泛推行藥物流程電腦化，中途曾失敗最終卻「參透」成功訣竅，寫下政府藥劑部門電子化光輝一頁。今天藥物流程得以加快，以往人手運作的錯漏能減至最低，她亦有重大功勞。

「34年！很興奮的時刻是有的，(因為醫管局服務的成功)我們曾經威脅到私家醫院甚至診所，幾乎令他們感到沒辦法與我們競爭！」

但隨著醫管局改朝換代，進取求新的衝勁已不復再。

「現在的醫管局已沒以前那樣具挑戰性……如果同事們提出任何改善建議，管理層卻會因為種種原因而諸多阻撓。循規蹈矩不求有變是最安全最穩定的做法，創新的提議基本上是絕無僅有的。」現為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的她為前線抱不平。痛心僵化制度，最終消融前進的力量；而蒙受其害的，便是廣大市民。

 

在電腦仍未流行的筆錄年代，表面平靜的背後，往往暗藏隨時引爆的危機。

80年代，政府藥房的藥物紀錄，例如現存或剛購入藥物的名稱、數量、全部出自人手。當時在瑪嘉烈醫院任職藥劑師、家中已有一台電腦，並自學FoxPro程式語言、Lotus文書軟件的蔣秀珠看在眼裡，只感諸多不便。

「覺得它很原始，沒太大用處，檢索不能，更新也不能。」

她便將整本藥物紀錄副本拿回家，利用餘暇，逐一輸入電腦，排了個A至Z的藥物列表，製作出堪稱第一份藥物名冊的電子版。
「全部自發去做。之前在英國醫院工作時學了很多，一有機會就跟人討論該如何做。」

不旋踵，危機爆發，一身電腦好武功終能派上用場。

藥房超支前所未有

政府每年也會預算開支予醫院藥房購藥，就在那年，向來人手運作亦相安無事的北角油街醫務衛生署藥劑部門總部，竟發生部門購藥超支事故。

「總部應該有人監察所有藥房開支，但因為是用人手方式監察，結果買藥買到超出預算。當時多用了錢是天大的事，要由總藥劑師承擔責任。」

嚴重過失引發部門重組。「核數師上來查帳，翻箱倒篋後發現藥房運作竟是那樣落後，報告便提出需引入電腦系統管理藥物，認為這是technically feasible, operationally desirable及economically viable (運作上必需，技術及經濟上切實可行)。」最終政府答允引入電腦系統。

當時剛入職不久的她，獲分派的其中工作是為各政府藥房的藥劑師替假，也就是別的醫院有藥劑師放假，她便到該處臨時接替，如是者她行蹤遍及總部、醫院、專科門診。

「在瑪嘉烈醫院時也開始用私人電腦工作，然後跟同事分享。大致建立電子藥物資料庫雛型。」她熟悉電腦的事情幾乎傳遍政府藥劑部門，無人不知。總部總藥劑師得悉她精通電腦，也就提出將她調回總部專責電腦事務。

「我常說，有危就有機。」

政府當時引入澳洲顧問公司的電腦系統，並在瑪嘉烈、瑪麗、伊利沙伯、威爾斯及屯門醫院的藥房推行電腦化。參與其中的蔣秀珠因利成便，可藉此參考外國系統的運行模式，從中學習。

1990年底，臨時醫院管理局成立，執行總監楊永強得悉電腦系統僅在五間醫院實行，便頒令需在其餘醫院及專科診所全面推行電腦化。本已轉往聯合醫院容鳳書紀念中心專科門診藥房任職兩年，並已考獲伊利沙伯醫院藥劑部經理一職的蔣，又再次因臨時醫管局需發展電腦系統，而獲點名至臨時醫管局總部擔任高級藥劑師，專責電腦系統。「我便放棄了伊院藥劑部經理職位，到總部做高級藥劑師，直至退休。」

自醫管局成立，電腦化發展策略由當初外購系統，改為自行研發。「自由度和發揮空間的確大了很多。」頭五、六年，除了將原有系統引入不同醫院藥房，蔣亦不斷鑽研，在系統中陸續加入新功能。

反高潮：藥房陷入癱瘓

推行電腦化心切，直到在伊利沙伯醫院運行系統時，卻因職員不熟習操作，竟反高潮地令藥房即時陷入癱瘓。「輪候時間由平常的半小時增至三小時，很多病人打電話來投訴，當時還驚動(醫管局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監)高永文、(伊利沙伯醫院行政院長)周一嶽及醫管局資訊科技總監到場了解。」

惡劣情況持續10星期，她和團隊已瀕臨放棄邊緣。「天天也有人投訴，傳媒也不斷追踪。」但她最後還是堅持，將問題逐項解決。「那次發現，原來電腦化不只要顧及系統設計，還要兼顧人，也就是同事對電腦系統的接受程度。」

為求成功，她當初採用的是big bang approach(一次大規模進行策略)。「所有系統一確定推行，便要一天內全部實施。」在規模較小的地方，這種實行方法問題不大；但在繁忙之地如伊利沙伯醫院，密集推行模式無疑作繭自縛。「那次後我便改變策略，將系統拆件推行。」亦即電腦系統已在藥房架設好，職員可選擇喜歡時才用。「例如今天用一成，兩星期後我跟進時會問：現在用了兩成、三成沒有？到他們用到自己有信心了，適應了，才全面推行。萬一推行後電腦系統仍運行得不暢順，仍可隨時用回人手。」

之前的「電腦大災難」，就當為往後的成功鋪路。「所以學習就在這裡。如何管理、減少風險、將對醫護流程的影響減到最低？這些都是經驗的累積。沒有這個經驗就不知道原來會這樣出錯。」

「人手永遠不會比電腦快」的信念令她時刻加快步伐，追趕新技術。2005年，她從美國引入智能藥物資料庫，並與原有電腦系統連接，令醫護人員能透過系統第一時間掌握藥物可能引發的不良或相互作用，如藥物敏感、蠶豆症等，就此堵截不少潛在藥物問題。連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醫健通」內19000多種本港註冊藥物的相關辭彙，也由她領導編訂及統一。

短短3周6宗事故

但最令她難忘的還是2009年連串藥物事故令市民對藥物監管信心盡失的危機。當年短短3周內，本港發生了6宗藥物事故，包括：藥物進口商涉無牌包裝藥物及更改藥物有效日期；藥廠的藥物原材料受毛霉菌污染，令服用藥物的血癌病人受感染死亡。民間要求政府承擔責任之聲不絕，特首亦責成食衛局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盡快全面審視現行藥物規管、法例及業界文化，以尋求問題根源；調查報告亦指出醫管局管理藥物程序有改善空間。「我們也就將那次危機，轉化為一種力量。」由是促成日後藥物流程追蹤和溯源系統的引入。

這套耗資逾千萬元引入的系統，可自動核對藥物訂單及送貨內容。醫院職員驗收藥物，只需掃描條碼，藥物數量、批號自可一目了然。萬一有藥物需回收，系統亦能根據問題藥物的批次及日期，短時間回收藥物，並識別服用該藥物的病人。「藥房收貨、出貨，只需條碼、wifi、掃描器便能控制整個過程，驗收和追踪藥物批次、有效日期等更容易，藥房倉務亦可減少人手紙筆抄寫。」系統更於2014年5月在海外奪得「最佳案例獎」。

系統引入後能在數十間醫院及轄下逾百間藥房順利運作，在流程設計、串連等花盡心思的她自然功不可沒。這個退休前的得意之作，她滿意得很。「當然要改善的空間仍然很大，但起碼不是停留在六十年代的倉務管理方法，起碼換了件新衣服。」

改朝換代衝勁不再

興奮是，為電腦化絞盡腦汁的那些年月，公立醫院服務表現出色得幾乎超越私營診所。「(形容私家醫生當時狀況的)出前一丁，即整個早上只看了一個病人，或朝三暮四，朝九晚五，這些都是私家醫生自己說的。因為醫管局服務又便宜又好，成功吸引了不少病人。尤其是(醫管局行政總裁)楊永強年代，提出的口號是『zero waiting time』(零等待)，是一種動力讓我們想想工作可如何節省資源卻能做得更好。但隨著他於2004年沙士後請辭，醫管局管理層的心態已變成首要維持日常運作模式，不再勇於改革。」

作為推廣改良系統先鋒的她，聽盡前線心聲。「以前大家會想如何做好些做快點，用最少資源做好一件事，不同部門的進步，加起來就很有成效。現在你說改善，因為資源有限，管理層卻會反問：『大家是否閒著沒事幹？』」

她說，現在的公營醫療，有種怪現象叫「集印花」。「有新計劃要推行，要徵求所有人的同意。例如藥房想做一件事，便要跨部門，問專科、內科、護士、物理治療部、職業治療部……是否同意。到所有部門也同意，管理層又會問有沒有資源。到取得資源，可能已是若干年後。更甚是，假如提出的計劃不夠成熟周詳，還要被罵、被恥辱，多罵幾次，就甚麼新東西都不去想了。現在醫管局的管理層就是如此運作，不鼓勵個人承擔，只懂透過集體決定的方法去卸避任何重要的決定，最終扼殺進步空間。」 

繁忙程度無法形容的青山醫院藥劑部，同時亦為當年蔣秀珠剛入行時為藥劑師替假的常到之地。「看到他們日常運作忙得無法喘息，更推動我和團隊努力設計和發展更好更強的系統，希望達到政府、藥劑部同事和市民的三贏局面。」

因循思維後果難料

不做不錯的因循思維一旦養成，受害的豈止想前進卻無法寸進的計劃提交者？「有些藥房取藥，等2-3小時是平常。有人提出改善建議，卻被反駁：『就由病人等吧！如果他們不想等，便不會再來我們醫院看，也不來取藥了。為甚麼要花人力物力去改善？』這都是資源不足、不鼓勵個人承擔引起的惡性循環。」

但其實10元能換得４個月的藥，20元能換得8個月的藥，病人已「滿足得」不懂投訴了，惡性循環也就更難改善。「問題是不完善的制度引致藥物嚴重地浪費。很多人也知道問題存在，但人人也由得它繼續發生。」

她說，解決方法並非不存在，將8-9個月的藥物分作3份處方，每張2-3個月藥，病人每次憑處方再去藥房取藥，就能避免藥物浪費。但這得靠市民的配合，否則只會令公立醫院的工作量變相增加。「現在為了節省藥物成本，醫管局也就會循壓低藥物成本入手。本來10元一瓶藥，有另一個投標的供應商出價$9.9，省1毫，也照省吧！但這樣就每況愈下，藥物質素已很難擔保。」

不如將公立醫院繁重的配藥工作由社區藥房分擔吧！政府卻考慮到：此舉必然加大行政、質素、安全管制上的成本。「假設現在撥款50億，當中浪費了5或10%也好，仍然是有規可循，仍能管理到風險；但如將50億投放社區藥房，可能需人力監管，或需額外用30億來管這50億。在這個世代，還有誰膽敢去作這種大改革？」

沒有政府、社區、市民的配合，蔣秀珠坦言，對整個藥劑業的前景，她只看到一片灰。「似乎(畢業生)唯一出路就是去醫管局。問題是假如沒有改革的條件造就，進去了也只能做配藥機器。而且政府現在要節流，醫管局預算少了2.5億，人手減少，新計劃又不能推行，所以我看不到行業有甚麼新出路。」

著手現在放眼未來

那一身好武功，放下未免可惜。退下火線後，她選擇將自身經驗，投放社區的系統發展，算是為未來做點事。「香港2035年每4人便有1人是65歲以上，全港有9萬多名長者住在老人院舍，估計2035年起碼有30萬人需要入住。但目前老人院舍的藥物處理方法及管理系統是很不理想的，而且院舍之間的系統沒有銜接。我希望花些時間發展，打通系統，以後更可跟醫健通互換資料。這些都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對我來說，發展系統，輕而易舉，希望有朝一日，當社區真有這個需要，我們不是沒系統。而是，系統已經準備就緒了。」

就如同當年不斷從危機中找到答案，這顆她期待以久的生命解藥，一待時機成熟，相信也必能修成正果，不遲也不早。

獲頒醫管局10年長期服務獎一刻。由81年入行至退休，服務醫管局達34年之久，因此陸續有來的是20年、30年長期服務獎。

 

2015年退休前，與多年來並肩作戰的同事攝於醫管局總藥劑師辦事處。「大家也曾為藥物電腦系統發展出過一分力。很高興這些系統最終於公營醫療廣泛應用，除了改善營運效率，亦提升了病人及藥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