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寬路自遠 --- 雷兆輝醫生

撰文:  陳秀清

「我無法忘記病人知悉要接受腎臟透析的反應 ─ 一臉的恐懼、擔憂和失望」
雷兆輝醫生 《盡透腎中情》序

入行44年，類似的畫面在生命裡來回往復，同樣的對話，大同小異的反應，不是有心人，也許早就麻木。

「腎科醫生跟病人存在一種很長遠的關係。不是流水帳。他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們，就算換了腎也一樣。直至死那天，就好像結婚一樣。」

這種牽繫，沒有一紙承諾，卻在醫者心裡，默默長存，直至退休了，仍未消退，反而愈加穩固地安守原位。

「我很有幸，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但香港有很多人仍然過得很不幸……我們有能力，就應該多幫助他們……」

身處香港腎臟基金會的血液透析中心，雷兆輝醫生觀照自身的幸運，就是頭頂戴著九巴雷氏後人的光環，又是家族200多人中少數的醫生，這些年來，他還是未忘感恩。

除非任職公院醫生是份優差，否則先天條件優厚如雷醫生，在世俗目光中，也確實犯不著走進他稱為「有限資源提供無限服務」的醫療體系裡 ─ 一個安分守己也許能平靜過渡，實行改革卻勢變千古罪人的「危險」地帶，還要一做就是20多年。

「我讀男拔（拔萃男書院），有『拔萃』精神，所以會挑戰自己去做一些事，而且會做得更好。」

68年往英國受訓，於曼徹斯特及倫敦的教學醫院工作，及作腎科研究長達11年之久，88年卻毅然回港，先任職中大，再投身威爾斯親王醫院擔任顧問醫生，並歷任新界東醫院聯網資訊科技服務總監、風險管理及質素保證總監，直至2012年退休。大半生留守公營醫療，時間彷彿早就為當事人言明心志。

「我相信在香港有心做事是會有機會的，事實亦證明我在不熟悉香港的情況下空降這裡，過程中真有很多機會，這些在外國都是沒有的。」

策劃電子資料庫

他是策劃及發展腎病電子資料庫的先驅，引領公院將腎病數據輸入電子資料庫，步伐領先全球。

「只要按按鍵盤，這分鐘我便能告訴你，香港有7998個末期腎衰竭病人正等候移植；1100宗新症中，有52%是由糖尿病引起的。」

說他是半個IT人也不為過。92年由中大轉投威爾斯，他主力發展的，便正是公立醫院的臨床電腦系統。

「你現在在(公院)病房裡看到的，很多也有少許我的DNA。」

早在英國時，他就開始學習及實踐電腦化，回港後就幫部門將一些工序運作如出院書信電腦化，設定系統程式，及後更在威院引入臨床管理系統。但本是帶來方便的「德政」，在部門同事眼中，剛開始時卻是麻煩根源。

「那時我被當作千古罪人，同事都說要(不懂打字的)老人家(資深員工)打字，怎打呢？不過也好了，開了個頭，總算有些事情可以讓我繼續發展……」

罵到飛起的傑作

一不離二。及至2004年推出的「二維條碼」，他笑著回憶：「這個也是小弟被人罵到飛起的傑作！」

當時已升任部門主管的他，某晚卻獲通報有病人輸錯血。「當晚有個婆婆輸血後，覺得很不舒服，幾乎死去但最後沒事，最後發現我們輸錯血。」

一名實習醫護人員，那晚本該為左邊第一張病床的病人輸血，卻錯去了右邊第一張病床，結果釀成嚴重醫療事故。

「我們當時做了些分析，發現這類事故全球也持續發生，知道其實有技術可以幫助預防的，便提議實行2D barcode。」
醫院的原有做法是：當天病房裡所有輸血的事前準備工作，全部集中在病房中間的護士站處理，一天內會列印一大串標
籤，職員也就拿著這串標籤，逐一走到標籤所屬的病人床邊。

「醫院日常工作如此忙碌，你想想怎會不出事？」

雷醫生及團隊便提議，在護士站先印一張稱為Job sheet的輸血表格，上面印有以二維條碼形式表達的病人標籤資料。輸血前，醫護人員需以掃描器掃描病人手鈪上的二維條碼，當與輸血表格脗合，儀器才會列印標籤，將標籤貼上表格，便能確保不會出錯。

「今年4月，在英國一個國際會議上，我敢提出，香港自2004年後在臨床上從沒輸錯血。」

「最近在威院碰到個抽血員，她更跟我笑說﹕『現在唔scan唔安樂！』」

鮮為人知的卻是，二維條碼的創舉當年如同書信電腦化，曾受盡千夫所指，原因同樣離不開職員需更改工序，為工作帶來少許煩惱。

「記得嗎？2007年，威院曾發生領錯屍體事件，職員錯誤發放遺體給另一死者家屬，結果遺體火化後，才被揭發。後來又用了2D barcode，從此便沒有遺體不見了。」

自費藥物亦規管

陸續有來的過渡性「擾民」新政，要數，又怎能遺漏「標準藥物名冊」？

「當時沙士一停，高永文醫生問我，(藥物名冊)該如何做？我就說，你一定要寫清楚基本法則，否則沒控制是不行的。」

由是有「標準藥物名冊」的出現，亦即在現有藥物名冊中修訂或剔除本來受公帑補貼的藥物，就連病人自費藥物，亦作規管，建議不再由醫院藥房供應，改由病人自行前往社區藥房購買。建議一提出，不少病人均擔心自己服用的藥物將不獲資助，亦不會繼續由公院提供。

「當時我們去見病人組織，他們劈頭第一句就說：『雷兆輝，你為何封殺這種藥？』所以標準藥物名冊，又令我成為千古罪人！」

不能只照顧部分病人

回首昔日，即使不在其位，他語調仍然堅定。

「因為公營醫院需要為最多病人提供最大的醫療服務，絕對不可能只照顧到部分病人。同一種藥，醫管局七個聯網中，怎可能有些用得少，有些就用得多？這個絕對不可接受亦不公平。」

他當時心裡沒有確實答案，只要求七個聯網的代表回答：今時今日的香港，你們覺得有甚麼是合情合理要做的？結果大家取得共識，最終留下的，都是常用藥物，剔除少用、貴價及不用的藥物。

「(引進藥物)不應只針對一小撮病人，應該是有絕對好處、絕對需要才引入，但亦要漸進式。較好的藥，如果要用100倍價錢才能買到，但以當時醫管局的資源又不可能辦到，也就唯有放棄！但如果沒有那天(實施標準藥物名冊)，往後所有新藥也可能沒有空間引進，所以(這樣做)還是對的。」

轉危為機就是如此

雷醫生坦言，由他提出的新構思，往往誕生於危機爆發後。「很多時轉危為機就是如此，每次有危就有機，也就用這個空間做一些我們平常沒機會進行的事情吧！」

2007年血癌少女呂巧琳打錯針致命事故，記憶猶新。她於威院接受化療針注射時，醫生誤將僅可作靜脈注射的針藥，注入其骨髓，令其腦部受創，延至1個月後不治。

適逢其時擔任醫管局質素及安全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的雷醫生正負責推行醫療事故通報機制。

「很多『不討好』的事情也是由我帶頭做。」

現時醫管局定期出版的風險管理刊物《風險通報》，當時雷醫生就曾撰寫了長達4年之久，直至退休。

「(醫療事故)我們有必要跟公院所有職員分享，讓他們從中學習，但前線(醫護人員)就是覺得這些不乾不淨的事情不應該拿出來分享。」

輸錯血、配錯藥、打錯針，自然是必須通報的醫療事故，就連住院病人跳樓自殺成功，亦意想不到地涵蓋其中。

部分精神科醫生曾經反對：「自殺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關我何事？」

但換個角度看，在風險通報的準則下，其實事出必有因。「如果家人將病人交了給醫院，而醫院又容許病人在院內成功自殺的，醫院其實是有責任的。當然我們無法完全杜絕有心自殺的病人，但我們看到在醫院自殺的人，不足一半是精神病人，其餘的是長期病患者、癌症病人。所以病房現時的橫樑設計已更改，病人在廁所是無法上吊的。當然自殺還有很多原因，例如有病人是因為home leave(探親假)，那是不是以後都不能給home leave？當然不是！而是我們以後對home leave的評估要謹慎些。」

前線人員道是挑剔，雷醫生說，如此做不過希望所有病人安全回家。「我在威院時曾代表(威爾斯親王醫院行政總監)馮康說，我們償還不了一個爸爸媽媽兒子女友給家人，當這些事情發生，大家也會很傷心，我不是說要管理醫生，但到時你(醫生)在我的房裡哭哭啼啼也沒用，因為已經太遲了。」

目睹的盡是不幸

豁出去，當了暫時的罪人，也付出正職以外的寶貴時間，無非因為心繫病人。

他89年加入香港腎臟基金會，由會員開始，及至2001年出任主席至今，亦曾任香港腎科學會主席、香港移植學會主席，義務工作背後，目睹的，盡是一個又一個腎病病人的不幸。

「當時我算過(腎衰竭病人)洗肚要10萬元一年，洗血就25萬，換腎第一年30萬，之後約4至5萬一年。醫管局沒能力，也不能引進其他比較好的服務，例如能讓病人在家居接受夜間透析治療的自動式腹膜透析機，每部要84,000元，就不是每位病人也自費得起。基金會也就一直籌錢，買了共395部洗腎機，免費送贈或借給病人，希望能幫他們康復得更好。」

「基金會也帶頭發展家居洗血，這總比一星期來這裡(洗腎中心)洗三次好。我們覺得，未來可由醫管局、腎臟基金、病人各自負擔1/3費用，我們稱之為三三三。一個人做是做不到的，每個人也做些便有機會了，未來真要朝這方面多想想。」

放下自己未忘別人

總之佔據他心思的，掛在嘴邊的，往往離不開腎病病人。家世再顯赫，他反學懂看見別人，放下自己，時刻不忘從自身的幸運，反觀別人的不幸。

「我在公營醫療做了近30年，工作上，我是從來不覺得自己會離開這個崗位的。尤其是過去10多年處理病人關係，我常常是不斷挨罵那個，但不要緊的，大家只是從不同的層面看問題吧！我覺得如果真能做好一件事，最後病人稍為安慰些，員工工作又可順暢些，那就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就如浩瀚宇宙的日月星辰，自有既定軌道法則，毀譽由人。

「很多事情我做了，便劃個句號，其他人便可以再繼續。我很少停留在一件事情上……」
別人的嘻笑怒罵，就由它隨風去。

「不開心？我完全沒有！我不會去跳樓，我只會去跳舞。」

 

2012年退休歡送會，與同事及病人組織在船上共聚一堂。謝絕賓客送禮的歡送會並非單純吃喝玩樂，還同時為病人互助組織聯盟籌款，別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