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無捷徑 --- 袁孟峰教授

撰文:  陳秀清

 

經典童話《木偶奇遇記》有這麼一幕：

回家路上，木偶皮諾丘碰到貓和跛腳狐狸，狐狸說：「貓頭鷹國有一塊『奇異田』，只要把金幣埋進去，第二天早上便會長出一棵結滿金幣的樹。」難抵黃金樹誘惑的皮諾丘當然深信不疑，照做無誤。

童話場景來到現代，埋金種樹變作成功方程式，這次擺在眼前的誘惑是：栽種「成就」，不需時間、努力、堅持、耐性、工夫、勇氣、眼光……只需用「聰明」灌溉，第二天必有圓滿收成。

95年投身乙肝研究，由分析病史起步，及後發現即使低水平乙肝病毒DNA及肝酵素，仍有頗高風險演變為肝硬化、肝癌。經數據分析，再得出能評估未來5至10年肝癌風險的方程式；同時亦證實極低病毒DNA水平，能有效減低肝癌風險，為本港臨床服務及外國治療指引帶來新進展，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腸胃及肝臟科講座教授袁孟峰的研究成果，孕育期跨越十多年，如果說當中靠的只是過人的聰明才智，解讀者又未免失諸天真。

「我覺得『成功』永遠沒捷徑。當然也有人聰明絕頂，不需要很多時間便能得到很大成就，但九成成功人士都是花很多時間發展自己的專長。人人每天都只得24小時，若你覺得有事情想做的，能做的，也就要額外付出。」

豐收，從來在默默埋首耕耘的現實裡，不在虛幻的黃金樹國度。

 

觸發「成功」這個話題的，不在於袁教授自覺有多成功。「我並不覺得自己很成功，只視乎你如何界定。」而在於他覺得現在的年輕醫生和醫科生做事往往缺乏熱誠，連基本要求也未達標，更遑論成功。

在講求工時的世代，不少新晉醫生對此極為注重。「他們的態度是：我是有工時的，現在是5:01，我應該不在醫院了，因為我今天已做了多少多少個小時，不可以超過1分鐘。」例子或較極端，但如此態度在行內卻真實存在。

「特別在醫療行業，程序那麼多，要處理的資料又繁複，變化又快，很多時候不是說一天八小時便八小時的！我們盡量跟隨原定的工時，但是否代表多做一個小時，便不可以？可惜很多年輕一輩並不這樣想。」

從沒上心的責任感

「我常問現在的醫科生：『你們有哪個是早上8:00便準時來上課？』大部分也不是！我教的小組學生，一般8:30便要來上課，我卻會主動說，8:30不好了，改9:00吧！我8:30就坐在辦公室，但你們一個也未到，沒意思的，浪費大家時間，就算是9:00，也還有2-3個沒到。」

回想自己當醫科生及正式從醫，時間往往不敷應用，但袁教授當年花最多精神心力的，始終還是學習。

「五年醫科，每天早上8:00上課，差不多5:00放學，然後自己去圖書館，溫習到10:45才回宿舍，生活大致上也是如此，很有規律。我自己覺得要刻苦、專心，你可以說是苦悶刻板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一種磨練。」

成為醫生後，「每早7:00多巡(病)房，等高級醫生到來，然後盡量爭取時間做研究，直至晚上7:00才下班。」較現時9:00才開始巡房，5:00便下班的醫生，他當年的工時平均每天多出3-4小時。

「一個人就只有那麼多時間，既要做研究、教書、進修，又要看病人，如果覺得只有8小時做不到，那你就要額外找時間去應付了。」

 

 

 

 

由踏入醫科門檻第一天，袁教授已深明刻苦的重要。五年醫科，他逢星期一至五也留在大學讀書、溫習，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返回大埔，與家人相聚。「回家睡一晚，星期日晚上吃完飯便要返回宿舍。」這對家庭觀念極重的他，確是煎熬。「自己孤伶伶地去坐車，心理上是不捨得的，不知怎樣形容。那五年，便是這樣過了。」圖為當年他入讀醫科，在港大醫學院李樹芬樓門外留影。

 

對醫科興趣不大

比誰也投入，很難想像當年他對醫科，興趣並非太大。「爸爸很想我做醫生，鼓勵了我很多年，我覺得他說得對，醫生是很好的職業、穩定、幫到人，我不抗拒，便順理成章報讀。」

五年醫科讀至中段，對醫學、人體等知識愈來愈感興趣。在沒有Powerpoint的年代，對著投影片，他總會努力抄筆記，且從不缺課。當年的同窗，今天碰見，都不忘說句：「那時班裡好在有你，不是靠你的筆記，我們也過不了考試。」

還未完成醫科基本訓練，他便獲肝科權威黎青龍教授力邀投身肝臟研究，令他受寵若驚。「我猜可能是因為大學四、五年級時曾跟他巡房，做實習醫生時又跟過他，他了解我的為人和工作態度，所以對我有信心吧！」

恩師當年所說的，他至今記憶猶新。「想想在內科疾病中，有哪種病是很普遍又備受國際注目的？是乙肝！七成半帶病毒者都在亞洲，這是個很大的發展空間。做這方面的研究，你最終便能幫到最多病人。」

95年，才27歲，他正式踏入乙肝研究領域。「一開始主要做病史研究，追蹤乙肝發病進程，從中可以掌握到很多線索，例如甚麼人容易患肝癌，甚麼人容易肝硬化。」過程當然沒想像中多姿多彩。「頭10年都在不斷做測試。」但最精彩處，原來還在後頭。

扭轉傳統治療觀念

研究過程中，他發現現有乙肝治療指引，原來並不全對。

傳統慢性肝病治療指標提出：當顯示肝細胞受損程度的肝酵素(ALT)水平低於正常2倍，或反映病毒複製的HBV DNA水平低於每毫升1萬個乙肝病毒基因，便毋須接受治療。但袁教授的研究卻發現：ALT水平介乎0.5至1倍，HBV DNA水平低於每毫升1萬個乙肝病毒基因，已屬肝硬化、肝癌高危，故原有的治療指引實有收緊必要。研究結果最終獲本港大部分臨床服務應用，更成為外國不少地方發展新治療指引的根據。

由他引領的另一項研究，則透過統計學方法，得出一條領先全球發表的簡單方程式GAG-HCC score：

14X性別(男性=1；女性=0)+年齡+3X病毒DNA水平+33X肝硬化(有=1；無=0)

只需代入風險因素，便可評估患者未來5-10年患肝癌的可能，得分總數每高一分，風險便增加6%。公式準確度高達88%。

眾多致病因素中，僅得病毒DNA水平可後天改變，即透過服用核甘酸類似物抑制。而只要病毒DNA水平下降，肝硬化及肝癌風險便能減低。根治乙肝之謎雖未解開，但離此終極目標又再走近一步。

乙肝帶病毒人數被低估

「近幾年就主要研究隱性乙肝。大家都說，香港現在有8-10%乙肝帶病毒者。我們做的大型研究，卻發現不止此數，因為當中有些是連驗血也無法驗到的。」這類隱性乙肝患者，一旦服用很強的免疫系統抑壓藥物如化療藥，便有可能誘發潛在的乙肝病毒，而引致肝衰竭致命。「最近就剛好有位病人，驗到表面抗原呈陰性，以為一切正常，但原來是隱性乙肝患者卻不自知，結果一服免疫系統抑壓藥，病毒便全發出來。」日復日的研究，還原乙肝真面目，為避免的，便正是這樣的不幸。「希望使用這類藥物的真要留心，也希望其他科的醫生對這方面多點認知。」

顛覆傳統乙肝治療概念，成功發現乙肝帶菌量與病發率關係的背後，漫漫長路當然未見盡頭。「我常說，如果現在有種乙肝藥可以清走人體內的乙肝病毒，這個人應該得諾貝爾獎了，因為他已救了全世界無數病人。但當還未有這種藥物，我們就要靠病史研究去界定有必要服抑壓病毒藥物的高危族群。」

由破解乙肝之謎到新藥面世，歷時20多年，前人的堅持、忍耐和默默耕耘，終見成果。展望遙遠而漫長的研究道路，他把希望寄托給後來的新晉。「期盼刻苦務實的新一代能接棒，繼續向前邁進，發掘新突破。」

實驗室工作看似沉悶，但在袁教授眼中卻自有精彩處。「一些疾病較難發現，我們便要繼續完善檢測方法，希望找出隱形真凶，整個過程很具挑戰性，我對這方面很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