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情風雨有情人 --- 李川軍醫生

撰文:  陳秀清

 

如水，流往何處便順著周遭形態，解決稜角解決不了的難題。

81年，中大醫學院成立，翌年，李川軍教授自美國回歸，擔任病理解剖學系主任，資源匱乏下僅得聯合醫院願意提供臨床教學機會，但學生、教職員只能在貨櫃改建的空間實習、辦公。今天想回頭，他回味如昨日：「也很好……我覺得。雖然那時很窮，但聯合醫院可能因宗教原因，很團結，要找甚麼都很容易，管理上很不錯。」

2003年，「沙士」爆發，浸信會醫院涉嫌隱瞞疫情，李教授臨危受命，出任署理行政總監，就衛生署徹查事件作回應。最終院方在多份報章刊登道歉聲明，他亦須向病人及家屬公開致歉。問他當年可有壓力，他舉重若輕：「壓力一定有，那時年紀都不輕了，但做得來便做吧！」結果本來打算做三個月的暫替職務，一做卻是兩年。

難關當前，他就是有水的沉著和韌力，遇冷凝結，受熱蒸發，浮力可以承載重量，阻力也能化解衝撞的傷害。

「我沒有甚麼算得上成就，一生都是甚麼來就做甚麼。」

「（蘇格蘭作家）J. M. Barrie曾說過：“Be kinder than necessary” (比必要的更善待他人)。我覺得一個人來到世界上，不需為這世界多增一分痛苦，你行醫是，做任何事也一樣。」

這個陰天的下午，天色晦暗，艷陽無望，但人心不沉，有的只是晴天的盼望。

 

70年代中，政府有計劃培訓更多醫生，着手研究到底該在港大醫學院培訓，還是另起爐灶？討論近十年，最終決定成立另一間醫學院，並找來當時的醫務衛生署署長蔡永業共同開展計劃，聯絡18位教授擔當系主任，身在美國的李教授為當中一員。「當時18個系主任，17個也在外國請回來，包括我在內。」

但光榮背後，要面對的卻是連串難題。

「威院延遲啟用，起初想找地方教書，伊利沙伯和瑪嘉烈醫院說已跟港大有合約，不能答應，便建議我們去九龍醫院，但那裡設施欠奉，後來蔡永業跟聯合醫院傾談，對方便答應讓我們在醫院裡擺放貨櫃。」這個由貨櫃改裝的多用途空間，麻雀雖小，卻集教學實習室、教授宿舍及辦公室功能於一身，堪稱創舉。

競爭激烈僅成次選

同樣要面對的還有收生困難。激烈競爭下，中大慘被港大排擠，在尖子眼中，亦成為次選。「港大是『百年老店』，教學陣容粒粒皆星，學費又相同，自然是學生的首選，AL(高級程度會考)考到三科合格，想讀醫學院的沒人會選中大。」結果中大醫學院首屆只收了60名學生，跟往後的百多二百人是天壤之別。「實在競爭是件好事。我慶幸那時大家(教授們)都很年輕，平均40歲左右，一心只想著做好一件事，所以部門間都很團結。」這份熱血，到後期政府資助減少，部門各據山頭，爭拗開始增多，便不復見。

既是中大醫學院創院元老，又歷任第二及第五屆醫學院院長，走過晴天陰天，李教授可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

99年，他退下中大火線，嘗試私人執業，想不到等在面前的，是另一個更大考驗。

不明病毒入侵醫院

「那年我60歲，便跟(中大校長)李國章說：『我要走了！我想出去闖世界，教書研究我都做很久了，想嘗試另一方面的事情。』」最終選擇在中環開診，但年多後卻結束診所，加入浸信會醫院從事最熟悉的病理工作。「自己在外面執業是困難一些。醫院已經有(病理部)，他們做得很好，要打進去不是容易的。」

未料2003年，世紀疫症「沙士」爆發，浸信會醫院涉嫌隱瞞疫情，導致1死及12人受感染，行政總監被暫停職務，專司病理的李教授臨危受命，出任署理行政總監。在這兵荒馬亂的危急關頭，一方面要面對衛生署指責，另一方面又要應付傳媒及病人組織質詢，壓力之大可以想見。

據醫院董事會於事發後委任的三人獨立調查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內容所述：浸信會醫院於2003年4月底接收了2名分別患腎炎及外科疾病的沙士病人，卻沒依法通知衛生署，9樓出現可能或懷疑個案。即使院方當時已為患者採取措施防範非典型肺炎，但當將二人轉往仁濟醫院留醫時，由醫生撰寫的轉介信卻並未提及，而醫院病人及家屬亦未獲知會疫情可能爆發。

面對傳媒質詢，李教授當時曾多次否認院方刻意隱瞞病情，指兩名源頭病人分別是因發燒及肺部有變化，而非因非典轉院，故院方並不知道有病人可能受感染。但傳媒卻發現浸信會醫院一份於5月發出的新聞稿提及該位腎炎病人，是因出現非典病徵而轉院，與李的說法有出入，有隱瞞疫情之嫌。今天舊事重提，他說，實情是：當時醫院上下對疫情全不了解。

「那時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病。一個病人入院，然後有耳鼻喉科醫生感染，然後又有護士感染。當時我有個舊同學醫生打來，說：『嘩！你們還收病人？不要再收病人了！趕人走吧……』我說：『不行呀！怎可能？』」

接收與否內心掙扎

他坦承，接收病人與否，當時是內心的最大掙扎。「我記得沙士期間，有一晚，(浸信會醫院)有個醫生打電話給我，說有個病人中風、發燒，那收不收呢？他有可能是沙士，有可能不是。」病人當時還在等待身處美國的家人趕來探望，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多，仍然在等。「等了很久，終於接收了，好在沒事。後來他家人也由美國趕到，還很多謝我們。那是我記得最困難的一件事，因為萬一病人有事，一收了，全間醫院也會很大事情。」

但原來更困難的，是沙士過後，看著病人家屬受苦，卻愛莫能助。「有幾個護士(接受高劑量類固醇治療後)骨枯，年輕貌美，才20多歲。院牧和我去家訪，沙士對他們的打擊很大，有家人去世，人亡家破。也有些病人因類固醇或病毒影響，令精神出問題。」

調查過後，浸信會醫院遭衛生署嚴斥，醫院及後亦承諾改善並公開道歉，並委任李教授接替前行政總監，落實各項改善方案。本來打算履行三個月的暫替職務，一做卻是兩年。

完了沙士，正努力引領醫院走出低潮，突如其來的卻是太太不幸確診肺癌的噩耗。「她有一天開車時，突然控制不了軚盤，好在沒撞車。但她咳了差不多兩、三個月，沒有原因，於是便去找醫生。一照X光，才發現有腫瘤，雖然接受了最好的治療，她4月後便過世了。」

孤身赴美治療傷痛

由確診到治療，所有過程都在浸信會醫院經歷。「剛好我在醫院工作，可以陪她承受化療及電療的副作用……」待醫院一切重上軌道，他才隻身飛往美國療傷。「以前曾在華盛頓國家衛生研究院工作，我就在附近租了個地方，那裡很靜，是郊外。當時還不知道想做甚麼，只感到很悲痛，情緒抑鬱得很厲害。」他回研究院探望舊同事，也藉此機會修讀自然療法課程。「接觸人，有新東西學，整個人便好一些。雖然學了沒甚麼大用，但總算學習了新事物。」

半年後，他收拾心情回港。「在美國沒有甚麼可以做，如繼續留在美國我便會不工作了。」不旋踵又接到澳門科技大學醫院邀他出任副院長兼營運總監。「我說，如你20年前找我，我就可以幫你，但我現在老了，便只好盡我所能了。」最終，他還是答允留守科大兩年。「他們最初打算建一間醫院，有60張病床，我便跟同事幫忙做些申請及建立醫院流程的程序，也為大學成立了健康科學學院，然後便離開了。」

及後他又重回浸信會醫院兼職病理，最後還是因工作太忙而恢復退休自由身。現在除了在大舜政策研究中心從事推廣健康的義務工作，亦在中大及浸大教學。

「除此之外我便無所事事了。」退休後壓力大減的他，未忘幽默。

 

 

初到美國一家醫院實習時，看到當地醫療非常落後，李教授本想轉做研究，但經大學一位老師鼓勵：「你既然讀了醫科，就不要浪費，不如想想如何跟病人接觸吧！」他最終打消放棄念頭。圖為他在美國擔任病理學導師時攝。

 

隨心而行放下自己

從沒精心鋪排規劃，他說自己一生只是隨心而行。

「我沒有甚麼大計，沒有甚麼算得上成就，一生都是甚麼來就做甚麼。」

只要別人提出請求，不是力不從心的話，他定必傾力 相助。

「我覺得一個人來到世界上，不需為這世界多增一分痛苦，你行醫是，做任何事也一樣。」

或許是與生俱來的想法，或許是經歷太多後終學懂放下，無法深究。放寬了心，他才發現人生所追求的，其實不過如此。

「佛教有一句我覺得很不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湼槃寂靜。人生變幻無常，你要接受；你做事忘記自己，不為功名利祿，當然很難，但唯有這樣，你才會有Peace of mind(內心的寧靜)。」

DNA以外  看見的可能更多……

2006年，太太患上不治之症，藥石無靈；也因為自己傷了腳，屢醫無效，病理出身，事事講求科學憑據的李教授亦開始接觸自然療法。

「課程讀了一年，其中一種叫量子治療，原理是腦波可以傳至腳那裡，又可以放3000種不同的電波進腦裡，看看身體哪個地方失衡。但我學的只是很基本。」

除了自然療法，另類療法何其多，但開明如他，卻從不否定它們的作用。

「一個早期移民夏威夷的外科醫生，60歲時發現肝癌，沒得醫，便研究在夏威夷的土著如何治癌。原來土人是用諾麗果，那醫生就自己摘，經發酵後飲用，很臭的，但喝了差不多12年，再驗，癌仍在但沒繼續擴散，他就申請資助做研究。我想，有可能是免疫系統控制了腫瘤，類似個案其實很多……」

「我在紐約修讀自然療法時，有個病人，右肩癱瘓了，不能動。當時班上有75個學生，老師叫我們試試幫人，將我們排成一行，一個一個搭著肩膊，病人排最前。每個人也集中意念，想著釋放些能量，等他病好。過了第二天，他真的能動，很難以置信。我覺得，神蹟可能就是腦電波(作用)……」

「美國一個知名精神科醫生Brian Weiss，他有個病人有頭痛，常失眠，經催眠後，錄下病人的話，才知道原來他有前世，曾是羅馬時代的士兵，被人刺死；又曾在美國做奴隸，被強姦。聽過這段錄音後，病人病情逐漸好轉。同時在錄音中，亦聽到有把聲音告訴他，要做好事，大家一起造福人類。Brian解釋，我們現存的肉體世界以外，有所謂精神世界(Spiritual world)，人類生存在這世上，就是由精神世界派來做某些工作，完成了便要回去，但你一定要做好事。所以所有宗教都沒分別，都是有神有肉體，我也相信這個學者不是騙人的……」

種種科學無法解釋的事，在李教授眼中，並不奇幻荒誕，而只不過是：「人類還沒到達能解釋這種事情的地步。」

「很簡單，人的細胞可能並不如我們所想，是DNA、RNA、蛋白質的相互作用，而是背後有些機制操控DNA，影響DNA的功能。就因為一開始我們發現了DNA，用慣了，便沒想過另外的方向。例如切傷了手，傷口為何會自己好呢？不是有些化學物品倒下去便會令它好，而是有些東西控制它可以復元，這些我們都還沒了解，可能要待日後慢慢研究……」

 

 

 

1937年出生，今年已77歲的李教授，對生死，比誰也看得透。「我64年畢業，我們班86人走了14個，也就是說我……隨時走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