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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天堂 --- 潘冬平教授

期數: 
2014年03月號
醫生: 
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主任潘冬平教授

撰文:陳秀清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樹林中有兩條岔路 而我,選擇較少人走的那條選擇較少人走的那條

“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
《未選擇的路》 羅伯‧佛洛斯特

關於選擇。

兩條岔路,一條安分守己,單純專注於自己擅長的外科,每次切割,便是經驗累積,慢慢刀法純熟,精準拿捏,絲毫不差;另一條好事多磨,涉足最辛苦且經濟效益低的肝膽胰外科,改進肝癌手術的同時,還額外騰出時間作肝癌基礎醫學研究,但無助升職。為幫助更多肝癌病人,僅餘精力都花在自己創辦的非牟利組織,困身且成效非朝夕可期……


執意選擇後者的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主任潘冬平教授直言:「我想……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這類人簡直是笨瘋了!外科醫生怎會走去做內科的基礎醫學研究?怎會花時間分析肝癌的生理特性?」

 

 

 

 

 

肝癌細胞供血的啟示

他是第一位闡明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對肝癌作用的學者,為研發抑制VEGF腫瘤分子標靶藥物奠下重要根基。「當時哈佛醫學院的Judah Folkman教授首次提出癌細胞生長需要血管供給營養。我知道肝癌細胞本身連接不少血管,從影像中亦看到肝腫瘤的供血遠多於肝臟其他部分,覺得Judah Folkman的理論跟肝癌應有密切關係,便以此為題撰寫博士論文。」

對已有外科博士學位的他,攻讀基礎醫學博士學位,鑽研癌細胞生物機制既與本業無關,更無助升職。「我喜歡研究,也覺得很有挑戰性,也就想不如實際點讀個博士吧!最後發現能抑制VEGF,便能抑制肝癌生長。當時也不知道研究結果有何啟示,直至完成學位後,聽到標靶藥Sorafenib用於肝癌研究時也是針對VEGF,就很開心。雖然藥物始終是由藥廠研發,但起碼他們針對的目標跟我的研究方向一致,甚至藥廠的文件也有引用我的研究數據,臨床試驗亦證明藥物能延長病人壽命,給我很大滿足感。」

 

要麼不做要麼做最難

皇仁尖子,醉心天文學,數學成績出眾,潘教授偏不懂計算。手術時間動輒長達10多小時,體力、技術要求極高,肝膽胰外科當初竟成他首選。「我覺得一是不做,要做便該做最難,算是對自己有交代。當然肝膽胰外科的經濟效益一定不高,手術一做就是10多小時,一天做不了多少個,也不能因為手術時間長,收費就變雙倍。如果一個醫生想有好生活,肝膽胰外科不是首選,但論挑戰性和滿足感,它卻是最佳選擇。」

2011年創辦的「香港肝癌基金會」,同樣是遠離本行,對提升外科地位或個人學術成就的作用似有實無,以利益的公式盤算,又是連串赤字。「作為一個醫生,一生能醫到多少個病人?就算是肝癌權威、專家,一天又可做到多少個手術?其實真能幫到的人很少。如果真想幫助病人,就要發明一些東西,令全世界其他人也能應用,那就是為何我喜歡做研究,而基金會作為一個平台,也能幫助到更多香港肝癌病人。」

他慨歎,肝癌患者普遍面對遲診斷、對肝癌缺乏認知、治療成本高昂的難題。「我們診斷到的乙肝肝癌個案中,有2/3早知道有乙肝但從沒接受檢查,發現時已是晚期,存活率平均少於一年。肝癌治療又較一般癌症複雜,切除、消融、經動脈治療、電療、移植等,很多病人對這些方案都茫無頭緒。他們需要的三種藥物 ─ 乙肝藥、標靶藥及營養補充劑,價錢亦絕不便宜。透過基金會這個平台,我希望呼籲多些市民定期檢查、提升他們對乙肝肝癌的認知,及尋求與藥廠或其他機構的合作可能,期望在治療費用的減免上能真正幫到有需要的病人。」

 

辛苦是意料中事

早早放下醉心的天文學,心思全盤被工作、研究、基金會佔據,辛苦是意料中事。「以前醫科實習時也曾一個月連續當值15晚,有次在地鐵裡連站著也能睡,過了站也還不知道。我覺得醫生都很懂得在空檔時間休息,所以體力上的辛苦從來不是我的考慮。只要精神上有支持,覺得滿足的話,一切就很容易應付過去。」

一同出身的同班同學,九成已脫離公營醫療體系,私人執業去了。每次聚會,大家總難免一問:「潘Sir,何時到你出來私人執業?」忠於自己選擇,對前路去向了然於心,他總會笑著回答:「我暫時仍享受這裡的工作。在香港最糟的是:一脫離公營醫療便沒機會再做研究。直到有一天研究已做無可做了,才出去(私人執業)吧!」

留守崗位,哪怕肝癌最終仍無法根治,有生之年,他仍希望見證肝癌治療的進程。「現時常用的肝癌分期,也就是決定哪個階段要做手術,哪個階段適合消融、移植,標準是來自西斑牙的巴塞隆拿,但這個標準定得相當保守。很多適合做手術的肝癌病人,在這個標準下便變成不適合做手術了。全球肝癌個案八成在亞洲,其中中國更佔一半以上,這是個亞洲國家的病,為何治療方向卻由西方國家 ─ 西斑牙主導?病例在此,但治療意見的主導卻遠在西方,這是我一直也不能接受的事情。」

 

心繫肝癌患者生死

最近刊登一篇由他撰寫有關香港肝癌分期的論文,內裡分析了數千病例,證明如採用他們的分期標準,病人存活率將高於使用西斑牙那套。意圖推翻「原判」,非為對立而對立,而是希望逐步將亞洲或中國的肝癌治療主導地位提升,以免受制於不合理的標準框架,影響治療,說到底,始終心繫肝癌病人生死。

「人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錢也不及人命可貴。我的目標不只是完成手術,然後轉介給腫瘤科醫生跟進便算,而是真想醫好病人,希望他們5年,甚至10年後仍然生存。我想,餘下的時間我會繼續研究,在自己事業完結時希望能看到肝癌治療像現在的乳癌一樣,做完手術,八成病人10年後仍然生存。我真的不敢奢望二、三十年內能根治肝癌,只要能做到八成病人存活,便已心滿意足。」

 

後記:

關於選擇,還有兩個未知的結局:

「三年前,一個實習醫科生來找我,說自己在課堂時還好,但一實習便不懂如何面對病人,問我他應否轉做科研,我給了些意見,但知道他最終仍是轉科不成,因為父母極力反對……」

「但在外國,這種事其實平常不過。在澳洲受訓時,曾遇過一位事業有成的工程師,自己開公司,接到的工程都交給下屬跟進,也就開始想想自己還有甚麼可做,覺得也許可以做醫生,40多歲,才跑去實習,卻又心安理得。換了在香港,相信人人也會笑他傻。沒辦法,這裡畢竟功利……」

一念之轉,一個堅持,就此造就兩個不同結局。兩個同樣踏上醫科路的主角,誰會成功?誰會失敗?暫難定論。但他日回望,誰會慶幸?誰會無悔?在一早順從自己心意走人生路的潘教授口中,或許能窺探出答案:

那個被逼遵從父母之命的醫科生?「不知道他現在如何了。我也替他難過……希望他自己能慢慢適應。」